2014年7月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，提出中国医改进入“深水区”，希望能够“借助外脑”做一个研究，帮助中国做好下一步的医改工作。同年7月9日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，世界银行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中国相关主管部门携手，启动关于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研究项目，希望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。

之后，这项被称为最高级别的中国医改报告研究工作正式启动。

这项历时两年的“三方五家”联合研究报告，是在20个背景研究、三十多个案例分析、对中国21个省开展实地调研以及6次技术讨论会的基础上，提出了高价值的一体化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体系和筹资模式。

世界银行高级卫生专家张硕是此次医改联合研究的主要协调人，参与了报告形成的全过程。她用“史无前例”来形容此次研究。

“以前的研究只是各自提各自的建议，政府会统筹考虑这些建议，然后制定自己的计划，”张硕说，“但是这次不是。这次是三方五家，是集体智慧，在更广泛的范围上凝聚共识。”她认为，中国医改到了深水区，深水区要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想法。在这个时候凝聚共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

世界银行上一次参与中国医改是在2007年。当时，中国的新医改即将启动，国务院委托8家国内外研究机构起草医改报告，其中世界银行是两家国外机构之一。那次医改主要是解决资金筹集问题。张硕认为，世界银行两次参与中国医改研究，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开放。

成立于二战之后的世界银行，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金融机构，而是把消除贫困和促进共同繁荣作为使命。在新行长金墉2012年上任之后，更是逐渐由“知识银行”向“解决方案银行”转型。由于金墉本人是一名医生，其对中国的医改也格外关注。

2014年，在建立了广受国际社会赞誉的医保体系之后，中国新医改进入“深水区”，特别是医疗服务供方的问题日益突出。正是在此背景之下，有了“三方五家”这次研究。用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的话说，该项研究旨在解决“如何在合理成本的情况下提高医疗服务水平”的问题。

此次研究由世界银行出资并主导，与9年前那场围绕“市场主导”还是“政府主导”的激烈论争相比，对于这次史上规格最高的医改报告，学术界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地平淡。

张硕承认，经过反复修改之后，报告本身“不是那么的尖锐”，但她“不觉得任何事情都尖锐才能做成”。在她看来，医改报告能够得到五家机构一把手的签字认可，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。“中国现在的医改，在大家有这么多不同的想法的情况下，能够让这么多人都同意这份报告，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”张硕说。

在报告形成过程中，张硕承认各家之间会有“碰撞”，“人社部管医疗保险，财政部是管投资，卫计委是管服务提供，他们涉及医改所关注的核心点会有差距，利益出发点也会不同。所以，有碰撞是很正常的。”

不少碰撞来自具体的用词。比如对于“价值”一词，有关部门提出是否就是“价钱”的意思，世界银行对该词作出解释。还有，关于激励机制问题，开始用的是“扭曲”这个词，有关部门也有担心，建议改成“不合理”。

此外，据张硕介绍，在发现研究报告提到政府采取适当措施可以节省3%的GDP时，也有人担心，会不会让公众和媒体误解，认为不需要再增加投入了。“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该投入的还是要投入，只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。”

据张硕介绍，从世界银行角度来看，会更关注问题在哪儿，改在哪儿，而从国内的角度来说，更希望把已经做的事情做一个经验总结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着眼未来。

在已公布的报告之后，世界银行还会进一步把研究内容细化，还将出一个长达500页的总报告。另外，在此项研究启动一年之后，2015年7月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度会见金墉，并启动了一个6亿美元的医改促进项目，这也是中国和世界银行合作三十多年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单项项目。

此前，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有关部委先后联合完成了《中国：推进高效、包容、可持续的城镇化》和《2030年的中国》两大标志性研究报告。这两份报告建议在金融、环境、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等多个领域进行全面改革。

医院管理专家阎惠中对这次研究的形式表示肯定，特别由世界银行主导，在他看来，相当于让外国专家来给中国医改“会诊”。他认为过去把医改过多视为医疗专业问题，但其实医改说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，由世界银行来研究很合适。不过，在看过报告之后，他认为有些问题应该有更深入的分析。比如对于公立医院创收这个问题，“为什么创收？严重到什么程度？应该怎么解决？这些问题都应该更深入地分析。”阎惠中说。

“三方五家”联合研究报告提出中国医改八项改革建议：

1.建立“以人为本的优质的一体化服务”（PCIC）新模式，加强基层卫生服务的核心地位。这一新模式将围绕个人及家庭健康需求组织服务，通过电子工具和数据共享，实现与上级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的一体化整合。

2.持续改进医疗服务质量，建立有效协调机制，加强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合作，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，负责卫生领域系统性质量和绩效的改善，包括公共和民营部门。

3.让患者熟悉并了解医疗卫生服务，增加对卫生体系的信任度，鼓励患者积极参与有关其自身健康服务的决策过程。

4.改革公立医院，使其不再成为一站式卫生服务的提供者，而是更加侧重疑难重症的治疗，将常规性服务转向基层卫生服务机构。

5.改变服务提供者的激励机制，以患者健康结果而不是提供治疗的数量或开药量作为支付的基础。

6.提高医务人员的地位，尤其是基层卫生服务人员，为他们提供更优厚的薪酬和更大的支持，建设适应新型服务提供体系的卫生人力队伍。

7.允许合格的民营医疗机构提供经济有效的卫生服务，与公立机构进行公平竞争，协同发展，并建立适当的市场监管机制。

8.根据疾病负担、人口分布状况及日常卫生服务需求，确定卫生领域公共资本投资的优先顺序。